电影生命是个奇迹传达了一份流动的反战 [复制链接]

《生命是个奇迹》讲的是年南斯拉夫内战前夕，塞尔维亚工程师卢卡（SlavkoStimac饰）为了修建一条旅游线路，带着痴迷歌剧的老婆嘉德兰卡（VesnaTrivalic饰）和梦想成为足球运动员的儿子米罗（VukKostic饰）来到波斯尼亚地区的山上安营扎寨。卢卡不去理会妻子的抱怨和战争的传闻，一心投入线路的设计中。

　　不久，战争爆发，米罗应征入伍，而嘉德兰卡也不堪忍受乡间的生活与情人私奔，失意的卢卡在隆隆炮火中等待着妻儿的归来。偶然机会，卢卡从士兵手中救下穆族女子撒巴哈（NatasaSolak饰）。原本打算将其作为交换被俘虏的儿子的砝码，但卢卡却渐渐与撒巴哈产生了感情……

关于影评

《生命是个奇迹》讲述了年南斯拉夫内战前夕，塞尔维亚工程师卢卡为了修建一条旅游线路，带着痴迷歌剧的老婆嘉德兰卡和梦想成为足球运动员的儿子米罗来到波斯尼亚地区的山上安营扎寨。卢卡不去理会妻子的抱怨和战争的传闻，一心投入线路的设计中。不久，战争爆发，米罗应征入伍，而嘉德兰卡也不堪忍受乡间的生活与情人私奔，失意的卢卡在隆隆炮火中等待着妻儿的归来。偶然机会，卢卡从士兵手中救下穆族女子撒巴哈。原本打算将其作为交换被俘虏的儿子的砝码，但卢卡却渐渐与撒巴哈产生了感情。

和前南斯拉夫多数关于战争的电影不一样，《生命是个奇迹》富于魅力的角色，热情和幽默。库斯图里卡的这部作品用漩涡般的方式，托盘而出那些荒诞的、矛盾的、不屈的、乐观至上的普通民众，拒绝让渡他们的个性，绝不屈从那些非人性化、肤浅的爱国主义。

这是库斯图里卡的第九部剧情长片，是关于南斯拉夫战争的第二部，地点设定在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的边境小镇，年是波斯尼亚战争发生时。在开场阶段，库斯图里卡把故事图标在最后的也许是最怪诞的，南斯拉夫国家社会主义之上。他们在用宏伟的奇诡的方式庆祝革命成果、工业发展，工人们的自我管理强烈比照地方性的贪污和国家的平均主义。这一切都在发出名为“系统崩塌”的信号。

库斯图里卡的作品最为人称道的是它非常规的叙事组织，《生命是个奇迹》聚焦在一个波斯尼亚的塞族家庭——Luka，是一个工程师，他的妻子Jadranka是个歌剧演员，他们的儿子Milos是个有宏图大志的足球运动员。库斯图里卡又一次没把重点放在戏剧结构上，而是对诚实地，毫不妥协地描摹一个英雄形象更感兴趣。危机步步逼近，当地的*派领袖在猎捕狗熊的行动中被暗杀，萨拉热窝和贝尔格莱德传来的消息越发让人不安。可是，当地人仍过着平凡的日子，希望可以避免骚乱和流血事件。Luka正忙于火车隧道的计划，希望能借此促进当地的旅游业发展，Jadranka仍旧做着演唱家的白日梦，Milos正焦急等待“游击队俱乐部”的来电。终于内战爆发了，拆散了这个家庭。Milos应征入伍并被俘虏，Jadranka与一位音乐家私奔了，Luka的世界看上去崩盘了，直到他遇到一个年轻姑娘Sabaha，她是穆斯林人质，Luka想拿她换儿子。

某些主题和画面如此规整地显现在库斯图里卡的电影中，它们的基本寓意需要用心发觉。库斯图里卡在一次采访中表示，自己的电影生涯离不开对诸多导演的热爱，包括：亚利桑达·彼得诺维奇、基沃金·帕夫诺维奇、杜尚·马卡维耶夫等，这些都是上世纪六〇年代，“南斯拉夫黑色浪潮”(YugoslavBlackWave)的领航者。这些导演验讫了意识形态的迷思、极权主义的内核，摆出了展现巴尔干个性的三棱镜，成为塞尔维亚和南斯拉夫电影史上最为丰富的一页。库斯图里卡接过旗帜，继续挖掘混乱时代的生活、历史概念、革命热情以及理想主义的盲目，充满诗意地强调了“黑色浪潮”的精神，来雕塑自然世界中人类的异化。

前南斯拉夫持久不变的主旋律是战争，而巴尔干冲突是源于城市和农村社会的巨大差异。库斯图里卡把电影眼镜瞄准了，中世纪般的残忍的几个城市：萨拉热窝、杜布罗夫尼克、乌科瓦尔、格拉日德等，这些地方无一例外被卷入不安定之中，平民遭受着可怖的暴行。野蛮的，短视的“后现代”的残暴，让仇恨的火苗植根在骨头里，城市人和农村人成了对立面。《生命是个奇迹》的氛围、布置极大地挑战了家长制的核心。

以上的分析被“后米洛舍维奇”时代的塞尔维亚知识分子支持着，他们选择忽略都市人的复杂性。年以降，铁托的共产主义把一切敲碎，南斯拉夫土著的中产阶级全部被捻灭，逐步取而代之的是不均匀地混合：小型商业、成长中的共产主义装置、战后人口移动潮，农耕社会正在快速变革中。这一变动始于上世纪初，国家在奔向现代化，城市在扩容，共产主义革命强势发展，国有化经济早已显露。马克思笔下的“自然”说，它可以被人类的力量征服的，在于不断发展的生产资料。与之相呼应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建筑有一张“面孔”指向工人阶级，他们是社会发展变革的代理人。彼得诺维奇、帕夫诺维奇以及马卡维耶夫的电影表达的是，农业社会与文化产生了巨变，成为了半工业化的社会主义经济，电影里的主人公是绝佳代表，他们的生活变化了，处于一种明显的身份危机，最首要的是他们失去了与自然的亲近。比如《当我死后》()中的小偷，《快乐的吉普赛人》()中的反英雄人物，《电话接线生》中的当地官僚，他们都是战后工业化、城市化的受害者。他们很困惑很迷失，在**面前他们过得很挣扎，革命成果、工业成效都让他们感到费解。贫穷、怪相、无趣的工作、肮脏的城市都使他们沮丧，他们丧失了目的性，忘却了超然，只能借酒消愁或者暴力犯罪，试着摆脱窘境、抚平失望。

在库斯图里卡的早期作品中，小镇上的角色们，生活在战后的南斯拉夫，面对着大量的社会、*治和文化挑战。比如《你还记得多莉·贝尔玛？》()中的Dino，他享受着摇滚乐以及初次性经历的欢愉中，又如《爸爸出差时》()中的Mesha和Senjia在年的暴动中被拘捕，彼时铁托和斯大林已关系破裂。库斯图里卡关于吉普赛人的电影，呈现了依附自然的诗意。在《流浪者之歌》()和《黑猫白猫》()中，他通过Romas流浪的生活方式、梦境般的存在、宿命的论调、情感的张力以及最为重要的直觉，来表达对于自然的热爱。自然化身为他们所有梦想、争吵、欢庆的背景，是他们的保护神，是他们排解烦恼的对象。

在库斯图里卡第一部表现前南斯拉夫战争的电影《地下》()中，他万花筒般地安排了两个共产主义革命者的转变，Blacky和Marko是两个热情的游击队员。库斯图里卡也不忘提醒观影者基于大地的“根”意识。他们表现出对纳粹的憎恨，对共产*的信任，后来他们在“进步”社会中变得扭曲，转而憎恶堕落的城市、外国人以及对女性和少数族裔的轻蔑。Blacky以及一小群追随者躲进了贝尔格莱德的地窖中，度过了整整半个世纪，保持着虚伪的正常生活，热情高涨地想要重新起义。Marko是一个老练的*徒，在上世纪九〇年代背叛了这个国家，成为坐着轮椅的*火贩子，在前线的无名小村被汽油烧死。Blacky回到地上后，依然保持着对革命的忠贞，加入了又一场战争，只是感到更多的动荡不安。更夸张的是，他勉强自己给儿子解释太阳和月亮的区别，还指鹿为马。年轻人在漫长的地下生活后，他已经完全地与自然世界脱离，并且被父母洗脑了，这个革命生产的孩子，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面对外部世界的挑战。这也就不难理解，影片最后一幕奇幻的庆祝，无地产的、被放逐的人民所处的“小岛”脱离了大陆，建造新房子开始新生活。

步入当代，《生命是个奇迹》突出了角色与自然的亲近关系。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小镇的职业者(护士、工程师、*官、歌剧演员)，他们从不想脱离自然的亲昵。库斯图里卡的镜头下，他们乐观、天真、仁慈，也没有对旧系统的分解表示哀悼，也不支持民族主义的战争。他们没有想要对社会主义同志情谊、集体主义纪律做出妥协，那些都是西方记者鼓吹的东西。他们相信快乐不可遏止，给了这部电影足够多的情感张力。库斯图里卡的这部电影，充满了视觉双关语。他发觉，就算是自然界最卑微的东西都可以代表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整个社区沉落在悲剧之中，Vujan的毛驴因为痴情而想要卧轨自杀，表达出可以为爱而死的信念。火车和轨道象征着帕夫诺维奇式的诗意乡愁，库斯图里卡没有把摄影机对准噩梦般的都市，被污染的乡村，切断了Luka、Sabaha与周遭的联系，疯狂和纷乱与他们无关，他们俩过着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找到了一种超然的状态，聆听着Vujan之于初恋的抒情诗。这一对“夫妻”明白了人道主义最基本的内涵：爱、宽容、理解，这些都是战乱纷飞中最需要的。当Sabaha承认他来自一个普通家庭而不是穆斯林领袖的女儿时，Luka意识到交换人质是不可能了。他们用希望武装自己，逃离了凡尘俗世，继续发展他们的爱情，自信不可能为可能。他们梦一般的美丽世界，布鲁盖尔图画中的自然风光，波西尼亚的山峦，清新的牧场，代表了命中注定的爱情。即使，Sabaha在意外袭击中受伤了，Luka抱着医院。

另一方面，战争的支持者显出了道德沦落的一面，完全背离了“自然”。当地**领袖在猎熊行动中被刺杀，幕后指使者正是他的副手。嗜*的投机者，自我标榜为“超人”的Kovacevic把战火带进了原本恬静的乡村，他的死太具讽刺意味，用*用卫星电话与接线员“声交”，在隧道里疯狂手淫时被火箭筒炸死。隧道连接了战争双方，运送*需、交换人质，正是桥梁的意义。毋需惊奇的是，电影中大多数的角色代表了一种道德垮塌，在特殊时期显得更为畸形，只是库斯图里卡没有正面描写，或者干脆不写，这是因为他拒绝赋予他们个性。《生命是个奇迹》唤起很多观影者对巴尔干半岛那长达十年的杀戮的记忆。在同一时期，很多东欧电影表达的都是满足的舒适的生活，《生命是个奇迹》传达了一份流动的反战书，库斯图里卡改组了那些诗意的图案，更聚焦在前南斯拉夫内战的残酷，他描绘了一段战火中的神仙眷侣，坚持着自己对大自然的热爱。在这个物欲喧嚣的世界，库斯图里卡的作品证明了东欧真实的声音，并不能被市场经济的需求所湮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