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你从未看过他的影片，那就设想一下某种介于吉普赛大马戏团和超现实魔法之间的东西。”
我同意法国导演洛朗?蒂拉尔的看法，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的《地下》予我的感受大体如此。仅就艺术形式而言，库斯图里卡与费里尼相去未远——的确，他们的故乡相去未远，萨拉热窝与意大利里米尼之间，仅隔着狭长的亚得里亚海。故乡即语言，即创作意识的起点。不过库斯图里卡的电影苦味更重——钻入吉普赛大马戏团和超现实魔法的迷雾，一个巴尔干版本的《等待戈多》正在深处等着观众。那是一辆决意驶往斯拉夫精神的汽车，油缸里注满当地水果酿制的白兰地，所有的希望与绝望，皆被酒神的一脚油门转译为狂欢。
依照我的理解，对历史上至少经历过50次战争的地区来说，狂欢正是生存的纪律。所以，库斯图里卡的电影才会成为“一场精心组织的混乱，深受神秘的狂野之气驱使”。狂欢不同于东正教，它是个体与未知之间无需中介的祷告，饱含诗意且不可预测。诗意何去何从，取决于炸弹般的机缘，有时定时，有时不定时。有人借此阐释斯拉夫精神：每一次狂欢都是对荒诞命运的美学解答，拥有平行宇宙般的逻辑、动力、演变和未来。
其实说出上述晦涩之语的，正是我自己，那是我在贝尔格莱德厮混数日之后得出的结论。不过我真的很想看一看，库斯图里卡如何在银幕之外组织一场现实的混乱。我是指杜尔文格拉多（Drvengrad），亦称“木头村”，那是他在塞尔维亚西南部的莫克拉山（MokraGora）占据的花果山水帘洞，从一座传统村庄改建而成。距他的故乡——萨拉热窝今日所属的波黑国境线近在咫尺。
那块艺术飞地不通火车。我决定租一辆汽车，向巴尔干酒神学习，以油门控制驶往斯拉夫精神的时间。塞尔维亚朋友建议我切勿直奔主题，不妨先去看看兹拉蒂博尔（Zlatibor）至希罗戈伊诺（Sirogojno）沿途的喀斯特溶洞和露天民俗博物馆，当然，那一路上穿插着无数乡野风光。
兹拉蒂博尔：白兰地的仓惶主人
从托波拉至兹拉蒂博尔一途，前半程尽是迷人的乡间公路，粉红的桃花与白色李子花令其绚烂如梦。后半程转入大路之后，途经西摩拉瓦河沿岸的乌日采（Uzice）——它的险要地位，经由车窗外扑闪而过的斯塔里?格拉多悬崖要塞可见一斑。
乌日采以南的兹拉蒂博尔山不仅生长着阔叶的橡树、石生栎和山毛榉，针叶的杜松子树、金松、云杉和冷杉，村庄周围还有大量果树，是本土白兰地的温柔乡。比起葡萄酒，塞尔维亚人更热衷于白兰地，不仅因为摘李子树的果实比种葡萄容易，更是因为被奥斯曼帝国统治五百年的历史，赋予了塞尔维亚白兰地一种“自由与胜利”的特殊涵义：“葡萄酒让人成为奴隶，而白兰地让人成为主人。”对于禁酒的官方，滥用白兰地意味着*治学层面的消极反抗：“即便不能统治自己，至少可以统治白兰地。”那些帮助卑微者迅速体验极乐境界的酒，滴滴答答流淌进塞尔维亚人的集体无意识，甚至构成了库斯图里卡电影中斯拉夫狂欢精神的主色调。
狂欢与安逸，在山谷中的兹拉蒂博尔小城有一种微妙的平衡。这里不仅提供冬季运动、山地运动和极限运动，也凭借山区的优质食材充当了传统美食的捍卫者。莫纳酒店（HotelMona）餐厅的侍者显然不愿相信，居然有人会拒绝五道菜的晚餐。但这菜份对我来说，实在是太大。
兹拉蒂博尔人的热情也像他们的美食。我走进一家小店，选购了图案密集的花瓶、*号形状的烛台以及作为塞尔维亚象征的驼峰似的帽子，后者正是前南“二战”题材电影中的*帽（作家莫莫?卡普尔认为，这款个性独特的帽子源自15世纪多瑙河水手的装束；它出乎民间，却为*队所用，所以让和平时期的塞尔维亚人看起来也像是沉浸在战争中）。店主夫妇不仅三样东西只要两样的钱，而且，我每选中一样，他们便匆忙准备一件相应的礼物，唯恐耽误了远道而来的伟大友谊。
第二天，一位紧张的本地女孩陪我翻山越岭。杰莉卡每周都要前往贝尔格莱德，录制一档介绍兹拉蒂博尔旅游资源的电视节目。不过她却总是尽力避免驾驶，宁愿充任导航仪。
身处兹拉蒂博尔山东北坡的希罗戈伊诺的露天民俗博物馆（Sirogojno,EthnoVillage）展示了顺势而为的智慧。木质或兼及石材的屋舍，依照原貌被置于光照充足且避风的坡上。如果一个家庭拥有二三十号人口，那它占据的区域就像一个微型的都市群落：核心是足以容纳整个家庭起居的一幢大房子，卫星城镇则包括已婚长子的独立小屋和维持家庭生存的其他功能性空间，比如奶制品室和面包房，谷仓及设于低处的木工室、纺织室、酿酒室、马车棚等。
大房子里的炉火永远不会熄灭，那是家庭生活的灵*。女人的工作清晰有序：准备食物，清洗衣物，打扫房间，照顾孩子。白天男人去外面忙碌，傍晚回家，全家人一起围炉吃饭、聊天、讲故事、唱歌跳舞，演奏乐器是男人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尤其是在冬天大雪封山无法外出时。
“贫穷，而能听到风声，也是好的。”罗伯特?勃莱的短诗很适合形容他们的生活。在泥土为地的房子里，每一物事，务求出乎生活之必需，罕有无用的装饰。每家每户都奢侈地拥有酿酒室，那些汩汩作响的设备是一些生锈的大桶和炉子，由几根简单焊接起来的硬管和软管连接而成。莫莫?卡普尔形容它们“呐呐自语，就像裹着毯子躺在地板上的客人”。不过，一旦当你了解到大房子那一东一西两道门的作用，便不会再觉得酿酒奢侈——作为主入口的东门用于瞭望，如果奥斯曼土耳其*队逼近，便从西门逃遁——对如此仓惶的人生，酒之为物，确属必需。
为了平衡“不能统治自己”的狼狈，塞尔维亚人统治所有能找到的水果。那些源自李子、杏子、桃子、梨子、樱桃、桑葚的美滋滋吐着气的神秘的发酵力量，充任着塞尔维亚近现代文明的动力源泉。那种动力诗意充盈，呼应着水果成长季节的阳光、雨水与微风。在酿制威廉姆白兰地的前期，人们会将果树上同名的幼梨套入酒瓶。威廉姆梨便在瓶中生长，直至成熟，白兰地随后注入酒瓶，敲骨吸髓般将整只梨的香气与滋味吸收得一点不剩。他们还懂得如何将原产于土库曼斯坦的波格萨李子的潜藏优势发挥无遗——它那黑色的外皮包裹着比其他李子品种更多的果肉与甜汁，果皮和果核也有一种特殊香味——在塞尔维亚人的白兰地中，所有这一切都转变为一场气味的盛宴。
在传统风格的木屋餐厅，我体验了冷热两种李子白兰地。我喜欢塞尔维亚白兰地的本地名称——“雷击”（Rakija）——我翻译的，就是这个感觉——如果你入乡随俗，空腹喝烈酒并希望以此暖胃的话。其实在本地菜单上，“雷击”有太多选择，一如莫莫?卡普尔所说，“塞尔维亚语是农民的语言，它依然没有准确的词汇表述某些都会概念。但如果这种语言谈论白兰地，那创造力就没边儿了。”我也品尝了苏玛迪加茶，由煮沸稀释的李子白兰地制成的“轻饮料”，加入一点儿丁香一点儿糖。据说喝完这种茶，很多人都想接吻，如果是塞尔维亚人便会付诸实施；而我则尽力克制，尤其是当我狼吞虎咽下那些香甜无比的佐酒之物（其实全是主食，包括黑麦圆面包、特色奶油面包和被称作普罗亚拉的玉米面包）之后，说实话，我觉得世界可爱至极。
木头村：一场精心组织的混乱
前往“木头村”杜尔文格拉多的途中，我居然有点儿近乡情怯。这真是奇怪。也许，我不乏矫情地想，既然人不能选择自己的生身故乡，那就总会选择若干虚幻的精神故乡。尽管这样的选择多是一厢情愿，多以泡沫的破裂告终，但选择总是自由的，自由稀缺而值得捍卫。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的花果山水帘洞，藏身于乌日采以西30公里的莫克拉山，一道蜿蜒蛇行的窄路将我们引向海拔近千米的山头。停车之后，先是一幅滑雪场的广告映入眼帘，它为杜尔文格拉多笼罩上一层浓郁的假日色彩；而后是库斯滕多夫（Kustendorf）国际电影和音乐节的海报，指示着艺术“飞地”的入口。“这是我的乌托邦，”库斯图里卡说，“我在战争期间失去了自己的城市（萨拉热窝），现在这是我的家。”
一位美得像个仙女的工作人员引导我们步入山顶院落，我瞬时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到处是戏谑*治或民族性的涂鸦、雕塑与招贴，还有一辆又一辆身板硬朗但假正经的老式汽车，以及玩具积木似的瞭望塔和圣萨瓦小教堂——它们才是库斯图里卡电影中的正常角色。导演并未让人失望，他的确精心组织出一场现实的混乱，让我迅速联想起他的影片中那些强迫症般反复出现的元素：婚礼、乐队、吊死的人……他把这些比作大卫?霍克尼画作中的游泳池，我知道他指的是那些宝丽来拼贴作品。库斯图里卡的创作方式亦如霍克尼的宝丽来或东正教堂中的马赛克，将所有可支配元素拼贴于一处；而后，又以斯拉夫的方式为其注入酒精并引燃松油浸透的松木，烈焰是为生机。
一条野狗跟着我们，它多少有点儿无聊或有点儿饿，要么就是喜欢上了杰莉卡。它尽力表现得像一位绅士，至少也像一位演员，陪我们眺望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国境线——那是一柄巴尔干*治的裁纸刀，许多只手抢来抢去，一不小心就把库斯图里卡的乡愁切到另一个国家去了。
库斯图里卡曾长期旅居国外，返回塞尔维亚兴建“木头村”之前，他在美国和法国生活了14年。《地下》跳出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视野，但也正因如此，招致了同胞严厉的批评。直至今日，每当我抛出这部电影，询问塞尔维亚人的看法，得到的回应多半是明确的厌恶或刻意回避，只有一位贝尔格莱德大学教授表示认同。年，库斯图里卡又推出聚焦吉普赛人生活的《黑猫白猫》，同样引发激烈争议。我在他导演的音乐剧《吉普赛人》中也遇见了这样的故事。它们虽以吉普赛人为主角，却能让人看出导演的自我投射，个人命运正是巴尔干共同体命运的一部分——没有人是一座岛屿，别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
不过，库斯图里卡的这个家的确像一座孤岛。它全凭导演一己之力建造，让他为此负债累累。目前，“乌托邦”以度假酒店的形式运营，这让我联想起吉普赛人在城市边缘的一些营生——卜卦、卖药、修锅、驯兽、擦车、走私……生存与梦想之间，总有一线横跨峡谷的钢丝。
“乌托邦”的酒店客房都是手工建造的传统木头屋，大坡顶，原色调，雕刻精美，就像是露天民俗博物馆的藏品。“木头村”即因此得名。这里没有设计雷同的房间，更没有千人一面的窗景。这种电影场景般的历史感，使得杜尔文格拉多足以扮演一座自发形成的山村。以库布里克命名的电影院，以莫莫?卡普尔命名的图书馆和画廊，还有咖啡店、餐厅、酒吧、美发店、纪念品商店、游泳池、篮球场和网球场，又赋予其一种年代错位的超越现实感。
我们在不知何为现实的现实中闲逛。畏惧动物的杰莉卡，一边为我解读描绘乔治?布什与米洛舍维奇共囚一室的涂鸦，一边试图摆脱热情的野狗。在伊沃?安德里奇的肖像面前，她几乎因为它潮湿鼻尖的骚扰而变成巴尔干火药桶本尊。安德里奇是巴尔干诸国迄今唯一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年）。我在英国历史学家诺曼?戴维斯的《欧洲史》里“萨拉热窝”的词条之下读到，波斯尼亚被称作“一个充满仇恨和恐惧的国家”，“那些表达出信仰和爱的人对那些没有表达出信仰和爱，或者以不同方式表达信仰和爱的人怀有不共戴天的仇恨”……而安德里奇则精确地描绘出了波斯尼亚的社会心理景象，戴维斯认为那些描写堪称无价的历史文献。
仙女邀请我们钻入库布里克影院，欣赏库斯图里卡正在拍摄的一部电影的片段，《我们》。片段长达20分钟，勾勒出一位近乎西西弗斯的人物——山间小屋，羚羊推门，闯入，将他唤醒；上路，途经葡萄园，偷取一串，藏入袋中；至采石场，将两个口袋装满石块，背起，艰难登山；途中遇蛇，山顶遇乌鸦，乌鸦吃了葡萄，他得了启示，所有石块皆被抛诸山下。
这个片段几乎没有台词，人物不停地运动，节制的音乐组织着富于力量的运动——嘭嘭，嘭嘭，像击鼓，更像石块直敲鼓面。鼓面即将爆裂，那种“充满仇恨和恐惧”的火山喷发之前的力量直击灵*。
巴尔干是个让人难以忽略的文明样本，今天仍扮演着预言家的角色，时刻提醒世人，历史远未终结，短暂的和平不过是意识形态细菌的幕间休息。这片土地上，有着库斯图里卡式艺术创作取之不竭的素材。在返回贝尔格莱德途中，我们忽然被警察拦下，声称我们违反了交规，要扣驾照，一个月后法庭见。我说可以现在就付罚款。他高兴地问：能给多少？我说：依照法律该付多少？他坚持以《黑猫白猫》中吉普赛人的方式提问：到底能给多少？……为了拿回驾照，我对着身穿制服的黑市报出一个数目，他颇为满意，但提醒道：别把欧元递给我，从车窗直接扔到座位上，我什么也没看见。
那是一辆停在公路边的警车，干干净净，不是电影道具。
指南
抵达
从贝尔格莱德可包车前往南部
下榻
MonaHotel
MiladinaPe?inara26,Zlatibor;-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