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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1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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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贝蒂娜·施汤内特 著周全 译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平庸面具下的大屠杀刽子手理想国译丛序“如果没有翻译,”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Steiner)曾写道,“我们无异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语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Burgess)回应说:“翻译不仅仅是言词之事,它让整个文化变得可以理解。”这两句话或许比任何复杂的阐述都更清晰地定义了理想国译丛的初衷。自从严复与林琴南缔造中国近代翻译传统以来,译介就被两种趋势支配。它是开放的,中国必须向外部学习;它又有某种封闭性,被一种强烈的功利主义所影响。严复期望赫伯特·斯宾塞、孟德斯鸠的思想能帮助中国获得富强之道,林琴南则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变国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与故事,必须以我们期待的视角来呈现。在很大程度上,这套译丛仍延续着这个传统。此刻的中国与一个世纪前不同,但她仍面临诸多崭新的挑战。我们迫切需要他人的经验来帮助我们应对难题,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理想国译丛主编梁文道刘瑜熊培云许知远献词献给迪特尔,我暗夜之旅的指引星。书中主要人物(以下介绍译自本书英译本)以下是一些比较不知名,但在战后与阿道夫·艾希曼(吕讷堡石楠草原[LünebergHeath]的“奥托·黑宁格”[OttoHeninger],以及阿根廷的“里卡多·克莱门特”[RicardoKlement])有所关联的人士。萨森访谈会的主要参与者卢多尔夫·冯·阿尔文斯莱本(LudolfvonAlvensleben):希姆莱的首席副官、党卫队高级官员和警察领导人,是战后藏匿于阿根廷境内的最高阶纳粹分子。埃伯哈德·弗里奇(EberhardFritsch):年后担任“杜勒出版社”(DürerVerlag)的负责人,发行纳粹刊物并拥有自己的书店,以之作为纳粹在阿根廷的活动中心。弗里奇还是战后最激进的纳粹刊物《路径》(DerWeg-ElSendero)的出版商。朗格尔博士(Dr.Langer):来自维也纳的前纳粹党卫队高官和萨森访谈会的固定成员,其余细节不详。威廉·萨森(WillemSassen):荷兰籍的纳粹同路人与昔日武装党卫队战地记者团的成员。战后成为政论宣传家、记者、作家和阿根廷纳粹流亡者的捉刀代笔人,同时还是艾希曼访谈工作的组织者和东道主。阿道夫·艾希曼的家人霍斯特·阿道夫·艾希曼;迪特尔·赫尔穆特·艾希曼;里卡多·弗朗西斯科·艾希曼(HorstAdolfEichmann;DieterHelmutEichmann;RicardoFranciscoEichmann):阿道夫·艾希曼夫妇的二子、三子和四子。卡尔·阿道夫·艾希曼(KarlAdolfEichmann):阿道夫·艾希曼的父亲。克劳斯·艾希曼(KlausEichmann):阿道夫·艾希曼夫妇的长子。奥托·艾希曼(OttoEichmann):阿道夫·艾希曼的弟弟,与罗伯特一同组织和支援艾希曼审判案的辩护工作。罗伯特·艾希曼(RobertEichmann):阿道夫·艾希曼同父异母的弟弟,律师,曾于-96年间组织和支援其兄的审判辩护工作。大部分的“阿根廷文稿”即窃取自其办公室。薇拉·艾希曼(VeraEichmann):阿道夫·艾希曼的妻子,在战后使用其婚前姓氏——利布尔(Liebl)。协助艾希曼躲避法律制裁及逃往阿根廷的人士汉斯·弗赖斯莱本(HansFreiesleben):在吕讷堡石楠草原为艾希曼安排藏身之处的党卫队成员。奥尔斯特·卡洛斯·福尔德纳(HorstCarlosFuldner):定居阿根廷的党卫队成员,曾在阿根廷总统胡安·庇隆(JuanPerón)的默许下协助纳粹战犯逃亡。阿洛伊斯·胡达尔主教(BishopAloisHudal):梵蒂冈的奥地利籍罗马天主教主教和希特勒的同情者。战后协助包括艾希曼在内的纳粹逃犯伪造身份证件。内莉·克拉维茨(NellyKrawietz):党卫队队员库尔特·鲍尔(KurtBauer)的姐妹,曾协助从战俘营脱逃的艾希曼找到栖身之处,后来在艾希曼躲藏在吕讷堡石楠草原时曾前往探望。赫伯特·库尔曼(HerbertKuhlmann),化名为佩德罗·盖勒(PedroGeller):与艾希曼同船前往阿根廷的前武装党卫队装甲部队军官、“卡普里”(CAPRI)公司的员工,以及95年艾希曼在查卡布科(chacabuco)街公寓的担保人。路易斯(阿洛伊斯)·辛特霍尔策(Luis[Alois]Schintlholzer):协助艾希曼逃离德国的前奥地利党卫队官员,曾参与因斯布鲁克(Innsbruck)98年迫害犹太人的行动,并在意大利犯下战争罪行。杜勒出版社的圈内人以及阿根廷的其他相关纳粹分子赫伯特·哈格尔(HerbertHagel):党卫队成员,昔日纳粹党林茨省党部领导人的秘书,“卡普里”公司的员工。贝特霍尔德·海利希(BertholdHeilig):昔日纳粹党布伦瑞克(Brunswick)省党部的领导人,在图库曼(Tucumán)为“卡普里”公司工作。卡尔·克林根富斯(KarlKlingenfu?):曾任职于纳粹德国外交部的“犹太人事务处”,年以前的德国阿根廷商会负责人。莱因哈德·科普斯(ReinhardKopps),化名为胡安·马勒(JuanMaler):多产的作家、狂热的纳粹分子和萨森的对手,曾在《路径》杂志的早期阶段为杜勒出版社工作。约翰·冯·莱斯(JohannvonLeers):昔日党卫队官员和纳粹德国宣传部的高级理论家,-年藏匿于阿根廷,并为《路径》杂志撰稿。迪特尔·门格(DieterMenge):前党卫队队员和德国空军飞行员,阿根廷废金属业大亨,萨森的赞助者。康斯坦丁·冯·诺伊拉特(ConstantinvonNeurath):纳粹德国前任外长的儿子,与鲁德尔等人共同创办“同志工作会”向纳粹逃犯提供法律协助和急难救济,-年任西门子阿根廷分公司负责人。威尔弗雷德·冯·奥芬(WilfredvonOven):记者,纳粹德国宣传部部长戈培尔(Goebbels)旗下的新闻处处长。其《与戈培尔直到最后》(MitGoebbelsbisZumEnde)一书曾交由杜勒出版社发行。弗朗茨·威廉·普法伊费尔(FranzWilhelmPfeiffer):国防军上校和传说中纳粹黄金的运送者、萨森和鲁德尔的朋友,并拥有艾希曼在华金-戈里纳(JoaquínGorina)负责管理的养兔场。佩德罗·波比耶辛(PedroPobierzym):波兰裔的纳粹德国国防军士兵,在阿根廷与包括迪特尔·门格和威廉·萨森在内的纳粹人士有生意往来。汉斯-乌尔里希·鲁德尔(Hans-UlrichRudel):德国空军轰炸机飞行员,希特勒旗下的最高级骑士十字勋章获颁者,战后与诺伊拉特成立“同志工作会”,为纳粹分子提供法律上和财务上的协助。鲁德尔是弗里奇的朋友和萨森的仰慕者,萨森则曾捉刀帮他写书交由杜勒出版社发行。约瑟夫·施万伯格(JosefSchwammberger):党卫队成员和94-年的克拉科夫犹太人隔离区指挥官,战后受雇于西门子阿根廷分公司。迪特尔·福尔默(DieterVollmer):弗里奇的亲密同事,曾为《路径》杂志工作,年返回德国后仍与杜勒出版社密切合作。约瑟夫·弗特尔(JosefV?tterl):昔日“特别行动队D支队0A行动分队”(Einsatzkommando0AderEinsatzgruppeD)那个犯罪团伙的成员。潜逃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后,在年回到西德(联邦德国)并任职于联邦宪法保卫局(BundesamtfürVerfassungsschutz,BfV),年重返阿根廷。参与追缉、逮捕和审判艾希曼的人士兹维·阿哈罗尼(ZviAharoni):德国犹太裔的以色列摩萨德特工,找到了艾希曼在阿根廷的地址,并且查明“里卡多·克莱门特”就是艾希曼。弗里茨·鲍尔(FritzBauer):-年的黑森州总检察长,以及纳粹战犯的追捕者。鲍尔于确定艾希曼在阿根廷的行踪后,将消息提供给了以色列有关当局。托维阿·弗里德曼(TuviahFriedman):全家遇害的大屠杀幸存者、纳粹猎人,海法犹太文献中心的创办人。弗朗索瓦·热努(Fran?oisGenoud):瑞士金融家、希特勒的崇拜者和坚定的纳粹分子,曾借由销售马丁·博尔曼(MartinBormann)和约瑟夫·戈培尔等纳粹人士的遗作而获取利益。热努最后参与了销售艾希曼文稿以牟利的行动,并且资助了艾希曼的法庭辩护费用。伊塞尔·哈雷尔(IsserHarel):95-96年的摩萨德首脑,曾针对艾希曼被逮捕一事撰写了一些具有争议性的书籍。吉德翁·豪斯纳(GideonHausner):-96年的以色列总检察长,主导了艾希曼审判案。洛塔尔·赫尔曼(LotharHermann):家人死于大屠杀的达豪集中营幸存者,起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而后在苏亚雷斯上校镇(CoronelSuarez)的德国犹太人社区担任法律顾问。曾向弗里茨·鲍尔等人通报艾希曼正藏身阿根廷。阿夫纳·W.莱斯(AvnerW.Less):出生在德国的犹太裔以色列警方总督察,于艾希曼被捕后负责对他进行审讯。海因里希·马斯特(HeinrichMast):德国与美国的情报员,与霍特尔过从甚密,据说曾在95年向维森塔尔透露艾希曼在阿根廷。罗伯特·塞尔瓦蒂乌斯(RobertServatius):曾在纽伦堡审判中为纳粹辩护的德国律师,后来在以色列担任艾希曼的辩护律师。瓦伦丁·塔拉(ValentinTarra):于艾希曼藏匿期间负责在阿尔陶塞(Altaussee)地区监视艾希曼家人的奥地利警官。西蒙·维森塔尔(SimonWiesenthal):大屠杀的幸存者,战后成为最著名的纳粹猎人。维森塔尔找到了第一张艾希曼的照片,并曾极力阻止艾希曼家庭宣布艾希曼死亡的企图。其他托马斯·哈兰(ThomasHarlan):臭名昭著的反犹太电影导演法伊特·哈兰(VeitHarlan)的儿子、致力于揭露纳粹战争罪行的作家,以及弗里茨·鲍尔的朋友。96年在波兰《政治周刊》(Polityka)公开了一篇“阿根廷文稿”中的文字。威廉·霍特尔(WilhelmH?ttl):奥地利籍的党卫队成员;战后成为纽伦堡审判中的控方证人,曾经引述艾希曼有关万名大屠杀受害者的说法。霍特尔后来成为“情报”特工,向各国情报机构、新闻媒体和历史学家兜售了许多虚假信息。鲁道夫(赖热)·卡斯特纳(Rudolf[Rezs?]Kasztner):奥匈帝国出生的犹太人,布达佩斯“救济与救援委员会”的执行副总裁,年配合约埃尔·布兰德(JoelBrand)与艾希曼协商“用货物换鲜血”,试图借此拯救匈牙利犹太人。战后被错误指控与纳粹合作,年在以色列遭到刺杀。赫尔曼·朗拜因(HermannLangbein):集中营幸存者、国际奥斯维辛委员会在维也纳的第一总书记。年时曾在奥地利对艾希曼提出刑事控诉。96年取得“阿根廷文稿”的最完整版本并加以传播。亨利·奥蒙德(HenryOrmond):达豪集中营的幸存者、纳粹受害者的律师、鲍尔和哈兰的朋友。曾在96年协助公布“阿根廷文稿”。丹尼尔·帕森特(DanielPassent):波兰《政治周刊》的编辑,在96年根据朗拜因的“阿根廷文稿”版本发表了五篇系列文章,并由哈兰和他自己加以评注。米奇斯瓦夫·F.拉科夫斯基(Mieczys?awF.Rakowski):波兰《政治周刊》主编,验证了“阿根廷文稿”的真实性。密普·萨森(MiepSassen):威廉·萨森的第二任妻子。萨斯基雅·萨森(SaskiaSassen):威廉和密普的女儿,著名的美国社会学家。英格·施奈德(IngeSchneider):萨森一家的朋友,他们全家乘船逃离欧洲时的船长女儿。迪特尔·维斯利策尼(DieterWisliceny):党卫队成员、艾希曼的好友和助手,战后成为纽伦堡审判的控方证人。他为了自保而把罪责全部推给艾希曼,但仍难逃年在布拉迪斯拉发(Bratislava)出庭受审并被判处绞刑。维斯利策尼的纽伦堡证词有助于在96年将艾希曼定罪。纳粹党卫队职阶名称(以下对照表由译者制作)“党卫军”一词往往使用得不很精确。其实纳粹的“党卫队”(Schutzstaffel)可略分为二:一般党卫队(AllgemeineSS):非军职的保安/警察人员。武装党卫队(Waffen-SS):作战部队。后者才是真正的党卫军。本书主角“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艾希曼则来自前者(不上战场的党卫队),在开战后隶属于帝国保安总局第四局(秘密警察局,即“盖世太保”)。导言这些事情让我一直不怎么摸得着头绪。——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若是谈论起那场系统化杀害了数百万男性、女性和儿童的屠杀,任谁都无法不提及此人。然而,人们甚至都不确定他的名字:到底叫“卡尔·阿道夫”还是“奥托”?在我们自认为早已查清此人时,一些再简单不过的问题却仍然让我们惊讶。但是就多年来一直被学术界和新闻界热烈探讨的这位先生而言,我们对他的认知果真还存在如此巨大的缺漏吗?毕竟阿道夫·艾希曼的名气,甚至让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Himmler)或者莱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Heydrich)等知名人物都瞠乎其后。既然如此,何必还要另外写一本书呢?但这其实是一个相当简单的问题:我想要探究清楚,究竟有谁在“摩萨德”(Mossad)*采取其著名行动,把艾希曼从阿根廷绑架到以色列出庭受审之前就已经认识他了。艾希曼在以色列回答得轻描淡写:“我在年以前几乎没有知名度,直到那位霍特尔博士(Dr.Hoettl)*……给我加上恶名,说我是谋杀了五六百万犹太人的凶手。”任何人都不应因为被控有罪者讲出这种话而感到吃惊——更何况是这样一名被告。毕竟艾希曼曾经有过一句名言,声称自己“只不过是阿道夫·希特勒的毁灭机器上的一颗小齿轮罢了”。然而着实令人诧异的是,各种关于艾希曼的研究文献直到今天依旧乖乖地附和那种论调。尽管这名大屠杀凶手已在其他方面引起了巨大争议,但每个人都还异口同声地认为:在耶路撒冷审判之前,只有一小撮人熟悉“艾希曼”这个名字。然而在阅读旧报纸的时候我却开始产生怀疑,觉得无论艾希曼的讲述还是相关研究都有不对劲之处。以色列总理大卫·本-古里安(DavidBenGurion)在年5月日公开了一则震惊世界的消息,宣布已经逮捕阿道夫·艾希曼,并且将把他送上法庭接受审判。接踵而至的并非困惑的沉默,而是许许多多充满细节的长篇大论,描述那名据称没几个人认得的男子。浏览更加老旧的出版物,我的怀疑得到了明确的证实。早在审判开始很久以前,那个看似“默默无闻”的人就已经获得了比绝大多数纳粹分子都多的绰号,诸如“卡利古拉”(Caligula)?、“犹太人的沙皇”(ZarderJuden)、“种族谋杀的经理人”(ManagerdesV?lkermords)、“大审判官”(Gro?inquisitor)、“犹太人大屠杀的技术师”(TechnikerdesJudenmords)、“最终解决者”(derEndl?ser)、“官僚者”(Bürokrat),以及“大屠杀凶手”(Massenm?rder)等等。以上都是人们在99-年间即已给艾希曼贴上的标签。那可不是后见之明,反而早就散见于各种报刊、小册子和书籍当中。我们只需要查阅一下,便能得知人们在什么时候对阿道夫·艾希曼知晓了多少,以及如何评价。在此期间,只有一小群人异口同声地唱反调,表示对他一无所知。这些人都是艾希曼昔日的同僚和战后的纳粹分子,不顾一切只想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既然这样的话,又衍生出另外的问题:相关的知识为什么就湮没无闻了呢?回过头来看,那个人怎么有办法让自己在众目睽睽之下突然销声匿迹的呢?这些问题的答案都直指那个史无前例的“反人类罪行”(Menschheitsverbrechen)——我们亦可称之为“大屠杀”(Holocaust)、“浩劫”(Shoah),或者“灭绝犹太人”(Judenvernichtung)。我们总喜欢把犯罪分子想象成一群见不得人的家伙,由于害怕公众的评断而偷偷摸摸干下他们的勾当。等到东窗事发之后,我们又总是以为公众会有一致的反应,本能地排斥那些罪犯,并将他们绳之以法。于是最初有人设法探究欧洲犹太人如何被剥夺权利、遭到驱逐和屠杀的时候,人们依旧完全按照上述刻板印象,认为是一批见不得天日的家伙瞒着“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为非作歹。可是相关研究工作早已摆脱此种见解,不再认为那批肇事者仅仅是置身正派百姓当中的一小撮既病态又反社会的怪胎,假如百姓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话,必定会群起而大加挞伐。我们如今已对国家社会主义“世界观”(Weltanschauung)所起的作用、对集体行为的互动,以及对极权制度的后果颇有所知。我们已经了解,暴戾的氛围甚至可以对本无残暴倾向的人产生影响;此外我们亦已探明,劳动分工能够对个人责任感造成多么灾难性的影响。尽管如此,人们在一个问题上依然争论不下:我们究竟应该把艾希曼这样的凶手归类到何处,要怎么看待他呢?艾希曼所呈现出来的面貌因叙述者而异:他或者是一个完全正常的人,却在极权主义之下被调教成缺乏主见的谋杀犯;或者是一名执迷于种族灭绝的偏激反犹太主义者;要不然根本就是一名精神病患,那个政权不过是遮掩其虐待狂本质的幌子罢了。于是关于艾希曼我们有了各种南辕北辙的形象,而且由于围绕汉娜·阿伦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EichmanninJerusalem:AReportontheBanalityofEvil)的论战,那些形象被激化得更加水火不容。然而迄今为止,有一个视角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忽略——公众的看法。人们没有把目光投向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现象”。也就是说,未曾针对艾希曼在人生不同阶段所呈现的形象进行考察。卢梭告诉我们,任何导致不公不义的主张总会涉及两种人:提出主张的人,以及其他听信了他的人。我们只要看看公众对阿道夫·艾希曼的看法,便能很大程度上了解这种独特的共谋所蕴含的巨大危险——尤其是当有人像那个声名狼藉的“犹太事务主管”(Judenreferent)一般,已经彻底参透了这种共谋关系的时候。因此,本书既不按照年代顺序把艾希曼的故事描写成他的犯罪经过,也不讲成他的罪行发展史,而是要重建他这个人所造成的影响:在何时且有谁认得艾希曼?人们在什么时候对他有过怎样的看法,而他又对人们所知、所想的事情做出了何种反应?艾希曼现象多大程度上是他装腔作势的天赋塑造的?这种角色扮演对他凶残的职业生涯,以及对我们如今理解他的故事有什么帮助?***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重建这个视角,要归功于极为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现存有关艾希曼的文件、证词和目击者报告多过其他任何一名纳粹领导人,甚至连希特勒或戈培尔也没能制造出更多材料。原因不仅在于艾希曼在战后又多活了7年,也不只是因为以色列警方为审判收集证据所付出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努力,反而是由于艾希曼自己的夸夸其谈和写作激情。艾希曼在其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为每一个新观众和每一个新目的重新塑造一个新的形象。无论身为下属、上司、凶手、逃犯、流亡者,还是被起诉者,艾希曼都随时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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